
Linda早上總會先把早餐和便當準備好,叮嚀上高二的孩子記得帶外套,再踏進那間不到五十人的家族企業。公司沒有制度,流程全靠心情。她的名片寫著「採購」,實際工作卻是採購+總務+人資的三合一。誰請假、誰要離職、誰的影印機又卡紙,都找她。她的直屬主管是典型的「討好型」:事事親力親為、權力抓緊緊、逢迎董事長,卻從不授權。她看得懂這種「忙給人看」的領導,卻也知道改變不了。
43歲的她常在夜裡懷念起那段大公司工作的日子:忙碌、壓力,卻很有成就感。緊接著,下一句總是更輕、更短:「但我不能沒有固定收入。」即使這份收入,遠低於她以為自己應得的數字。
這是很多中年職場人的現實:你不缺能力,你缺的是決心——或者更精確地說,你缺的是衡量「不行動的成本」的勇氣。
她其實在渴望什麼?
她不是在追職稱。她想要的是一種被當成專業夥伴對待的日常:有完整的任務需求,有明確的權責邊界,有能與所有供應鏈廠商們討論的每年會議。她想要把過去練出來的「整合、協調、風險控管」重新派上用場,而不是被瑣碎行政事務耗損到忘記自己本來的長相。
她還想要公平的交換:時間換薪資,產出換報酬;最好還能留下一點作品,讓孩子明白——「媽媽不只是在撐生活,媽媽也在往前走。」那是一種對兒子的承諾,也是對自己的交代。
可能自我 (Possible Selves) 概念
心理學家 Hazel Markus 和 Paula Nurius 於1986年提出的可能自我(Possible Selves)中提到,人們心裡同時住著的幾個未來版本:一個你想成為的人(hoped-for self),一個你害怕變成的人(feared self),還有一個目前的你(current self)。抉擇,是在不同版本之間選擇資源投放。
把這個框架放進女主角的故事,就會清楚很多。
她「想成為的人」:是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工作者,說話有分量,有作品能被看見,薪資與價值相稱;晚上回家做晚餐時,還能對兒子說:「今天卡關,但我解了。」
她「害怕變成的人」:是繼續在沒有制度的小公司做萬能小幫手,失去專業、成果,薪水跟不上物價,孩子上大學時,她依舊不敢換工作。
她目前的狀態:在現實與想望之間小心走鋼索,用固定收入換心理安定,但每過一季,心裡的不甘就增一分。
「可能自我」概念的精髓,不是叫你立刻「All in」,而是讓你誠實看到:每個當下的選擇,都在餵養某個版本的未來自己。你今天餵誰,明天誰就長大。
不行動的機會成本,往往比風險更貴
經常有人把「穩定」當成零成本的選項。可在職涯裡,不行動也在付費。成本是看不見的錢、抽不到的籤、和慢慢鈍掉的自我。
如果她要走,怎麼走才像她
她不是二十幾歲的小朋友,可以任性說走就走。她有孩子、學費、日常。那就需要一段過程,讓轉身不是跳崖,而是轉彎。
把每天的瑣務切出「可量化輸出」,讓「支援性任務」也能變成「作品」,說出效率、節省、風險控管的故事。這些微動作,用來替她的未來的機會做準備。
同時,她也需要練習好好向主管提出:「我能做到,但這件事的權責需要清楚。」不是為了對抗主管,而是為了恢復邊界感。一個人如果在原單位連邊界都不敢提,換了公司也很難突然變勇敢。
如果她要留,怎麼留才不苦
為現實留下,也是勇氣的表現,只要她能把不甘變成自願。把現在工作明確命名為過渡期,接受自己「為了穩定而暫留」,同步投資未來。當身份從「被迫」換成「有意識的選擇」,焦慮會明顯下降,效率反而升高。
決心,是給未來自己的情書
人生到這個年紀,能力往往不是難題,決心才是。你以為你在對抗環境,其實你在對話的,是你心裡那些「可能的自己」。
所以,說白了:
要嘛,就調整自己甘願地做下去;要嘛,鼓起勇氣趁還有機會,嘗試看看。
甘願,讓當下不再苦;嘗試,讓未來不再悔。兩條路沒有對錯,只有你願不願意全心站在自己那一邊。而你每一次的選擇,都是在告訴孩子——也告訴你自己——你想成為哪一種大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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